汪晖事件（汪晖事件姚鲁爱思想）

大家好，相信到目前为止很多朋友对于汪晖事件和汪晖事件姚鲁爱思想不太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汪晖事件相关的知识点，文章篇幅可能较长，大家耐心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1臭名昭著的得奖书籍

忽然想起臭名昭著的“长江《读书》奖” | 短史记

最近，“长江学者”这个称号惹上了一点点风波。

众所周知，该称号之上，依附着非常多的现实利益。它可以给称号的拥有者直接带来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人民币，也可以给称号拥有者所在的高校带来可观的体制利益(如作为人才评估指标，可以提高学校排名、院系排名、专业排名等)。于是乎，在师德方面(甚至于犯罪方面)，某些高校对某些“长江学者”，往往有着匪夷所思的“宽容”。

这场风波，让笔者想起了20年前那场“长江《读书》奖事件”。

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相似，“长江《读书》奖”也是由李嘉诚基金会资助发起。只不过前者的合作对象是教育部，后者的合作对象是三联书店，具体而言是其下属的《读书》杂志。“长江《读书》奖”计划自2000年起，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近五年来以中文书写的学术思想文化著作及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获奖著作可得奖金30万元，获奖文章可得奖金3万元。

2000年，首届“长江《读书》奖”正式启动，号称“取经诺贝尔”，要将其办成中国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奖项。但评选结果出炉后——评奖委员会名誉主席获荣誉奖、《读书》执行主编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获著作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获文章奖——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奇耻大辱。

比如，葛剑雄如此评价此事：

“我最大的遗憾，是这次评奖违背了一条基本规则——主办者不得包括在评选范围。按照国内外评奖的通例，《读书》编辑部作为评奖的主办单位，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得列入评选对象，即使被提了名，主编汪晖自然更应在回避之列。有些读者或许不知道这一通例，但我相信百名推举委员应该具有这样的常识，更何况是严格挑选出来的

2富而不漏郭德纲，借老婆之手玩转资本市场，靠嘴吃饭居然也这么有钱吗？

现在的德云社可以说是红半边天,相声基本上占据百分之九十九的市场份额,但令人惊讶的是德云社区生活的每一个喜剧演员没有打开的现象,知道生活的短片火,很多普通民众通过平台实现梦想赚钱,真实的数据告诉我们这对黄金的生活多么伟大,但郭德纲开放活为什么不让他的门徒?

有些人说这是担心他们会改变,但一些网友也说郭德纲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在疫情YueYunPeng打破了中间的程序,俱乐部的许多其他门徒从家里,再也没有回到北京,甚至很多年轻演员为了支持一个家庭只能找到新工作,尽管如此严重的损失,郭德纲九还是工资让他们自己的头发,不会允许他的门徒开放生活把货物从黄金,400多名员工,加上工人近1000人,突然连着发了九个月的工资,和五个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全薪,这样的待遇是令人羡慕的,而且对郭德纲感到肉疼。

事实上，郭德纲放弃直播有他自己的理由。德云社是相声界的领跑者，最优秀的演员都来自德云社。这就像在娱乐业争夺资源，几乎所有同行都在看德云社，比如著名的清渠。

起初它跟着一起德文郡社区和谐,MiaoFu也有助于郭德纲一起完成工作,但当郭先生自己的德文郡社区陕西分公司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因为德文郡社区也抢了绿色俱乐部很多资源,但它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郭德纲也要考虑他的弟子和组。

两个关系加剧,郭MiaoFu甚至评论平台,给自己一个解释,完全是再见,爆炸和火灾张Yunlei流不亚于那些偶像的小鲜肉,但经常被偷,因为事件影响热量,挂在一年前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主要LuanYunPing之前,因为将秦Xiaoxian混合和九个太阳香味的伴侣,可以直接被称为。

这不仅让小编想起了十几年前的郭德纲，所以当时的网络不是很发达，而且铺天盖地的指责，也让郭德纲经历了整个网络的黑，当时真是无语，无语。

“我的目标是相声圈内外的人。如果你打我，我会笑的，因为我知道他值得被原谅。几十年来，我的内心饱受折磨。

直到农民郭德纲翻身唱歌，他才掌握了最终的话语权，改善了局面，这就是树大成风的道理。如果郭德纲让他的徒弟们去直播，如果其中一个不小心说错了话，被别人发现了，得不抵失。

说郭德纲相声门行业的门槛是最低的,说的好是罕见,相声是向下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部分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穿着一件外套开始相声表演,这是观众审美疲劳,所以郭非常爱他们的羽毛。

战斗在“云笑俱乐部”在这个程序中郭德纲还说,已经有几个平台问他为什么不让演员开住很长一段时间,郭德纲的回答很每个人的风格,他说不能和观众的平台,生活是一个人,如果你又想玩,业务也干了。

两年来，德云社蓬勃发展，优秀学生不断涌现。很多网友都说德云社是亚洲大型男子艺术团，德云社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黄金品牌。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郭德纲。

突然COVID 2020 - 19,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春节爆发被迫停止生产在各行各业,这种性质的影响下也包括德文郡社区,重返工作岗位和生产德文郡社区“大”后,郭老师麒麟经常出现在大型展览,网民已经取笑郭麒麟饲料德文郡社区之一,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毕竟,和郭,郭德纲资产,但很慷慨,有人曾经说过郭德纲是中国相声史上最赚钱的演员，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郭德纲是怎么赚钱的。

我们知道最大的和最好的行业是德文郡社区,郭德纲德文郡社区剧场有几个大型和小型,包括三个庆祝活动被称为花园剧院,三里屯,天桥剧场,力量公会大厅,剧院,等等,除了德文郡社区在北京、黑龙江、吉林等地有分公司除了国内德文郡社区,在国外也有分支,这些都是德文郡社区剧场演员,票价从少到几十到几千，如果按平均200张票计算，即使每家电影院能坐300人，一年365天，只放映200天，一个电影院一年要赚几百万。

五年来，郭德纲剧院的收入更是前所未有，在省内，德文社区积极拓展海外运营，到意大利米兰的国家大剧院、迪拜世贸中心的演出、票价收入、创意衍生，让德文社区在海外的利润不断攀升。

在一两年内郭德纲ShangYan开始,现在,除了收集,获得数以百万计的人至少和另外郭也说很多货物,和现场,火近年来喜剧演员YueYunPeng,孟Hetang,秦Xiaoxian,收入在其他平台上,德文郡社区将分红,这是有利可图的,但事实上,德文郡社区不是郭德纲,德文郡社区女士在郭德纲汪晖的名字。

郭德纲在德文郡社区也是一个兼职工作,具体的检查表明,德文郡社区和北京德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40万元,汪晖拥有99%的股权,和他的妹夫剩余的1%的股份,为什么郭德纲给汪晖所有财产,因为郭德纲曾经说过,没有汪晖没有他郭德纲,不会有德文郡社区。

在郭德纲最困难的时候,他遇到了汪晖,汪晖退出工作,销售汽车,照顾他的门徒,郭,看到麒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对心脏学徒当众下跪,这一切郭德纲都看在眼里,这一天终于变得更好,郭也逐渐与收入,为了给汪晖安全,郭德纲把所有的财产,房子,汽车,甚至整个德文郡社区给汪晖、最好的年轻贫穷,不是他们的恩典!

郭德纲不断创建自己的IP,跨境主持节目,电影,电视,几年前具有收藏、贺岁电影文件发布郭德纲“父亲19代”,老实说电影的分数不高,但这部电影的影响不小,除了他的演员,和有很多明星在电视节目,例如王宝强,张国立,萝拉的蓝调,顾凌,王小李,等等,例如,在郭德纲,说实话,一亿七千万的票房并不高，但能得到那么多朋友的帮助，有那么多人看着它很开心。

江山老人可以让我，不要让天下恶财!这通常是一句话,郭德纲收入2017年郭的名字在名单上,而现在要保守估计上亿,郭德纲相声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开始拓展业务领域近年来,媒体报道,2013年,澳大利亚有一个薰衣草庄园已经买了,郭德纲之前有一个有一个薰衣草熊在家特别火,小熊是郭家的产业。

前老演员理解真理,是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再然后尽量不要让观众认识到,如果你不服从的差距,可能会导致一些观众,最重要的是,说相声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现场观众的需要,这样才能扔掉负担的戒指,住在相机不是相声的感觉,甚至从来没有现场的影响,弊大于利。

即使德文郡社区的规则让门徒住产品,营销一个好成绩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毕竟,有句老话说,好男人为自己魔鬼把最后面的,退出了德文郡社区这么多“真诚地弟子,哪一个不是放弃郭德纲因为钱,如果每天携带手机可以轻松赚钱,不难工作人员松散,相声,毕竟,这个艺术太特别,需要依靠，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给观众带来最极致的表演，长期的懈怠练习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和德文郡社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卖票,每次几分钟将会销售一空,效率是顶级明星的流动,因为德文郡社区一票是很难找到,抢票,一度被网民轰炸,一切都满意罕见的昂贵,如果演员经常出现在工作室,让观众可以看到每一个日夜,不可避免地产生审美疲劳,和郭先生还说,那live更是一个草根网络名人要做的，德文社区这么大的标志，要活起来可不容易。

和德文郡社区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继承郭德纲经历了如此多的风化,他终于将弘扬相声,相声成千上万的想法,如果生活只是为了赚钱会遵循这一开始,为什么这么难学相声,跟随时尚感兴趣的顺其自然的相声移动生活在舞台上,下一步可能会让相声明显,在舞台上为观众磨练演技，精彩的表演才是王道。

王小李传闻说汉赵家班生活,辞职这个角色,刘与赵本山,因此,不知道真假,但矛头是幸福的生活,目前在大型数据,有很多方式赚钱快,但仍选择遵循传统,德文郡社区这样的勇气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太棒了。

德文郡社区甚至不住,足以养活自己,郭德纲德文郡社区,不仅有葡萄园,服装工厂,餐馆,等等,所以可以爆发,这次经济衰退仍能工资分配演员,加上几个知名的德文郡社区角色,也在商业上的成功,背书上的综艺节目也可以赚大了,张Yunlei, YueYunPeng,孟Hetang,秦Xiaoxian,等等,他们的知名度远不如那些最受欢迎的明星。

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小乐队的领头人郭麒麟成功进军影视界，并不断受到好评。与此同时，他也成为了综艺节目的热门资产。现在他可以全力支持德云社了。

社会需要更多的正能量。事实上，大多数所谓的网红并没有被公众所认可。很多都是暂时的消遣，很快就会被淘汰。

不仅是薰衣草庄园,郭德纲在2016年开始建立葡萄酒行业,开始销售红酒,红酒,云,以自己的品牌名称在一瓶价格大约在198年,除了薰衣草庄园和红酒,郭德纲在地区包括服装、食品和饮料,等等,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波水是工业和郭,郭德纲曾经开了一家餐馆叫郭菜肴,但开幕式很快关上了门不开,后来,郭德纲和德云宏商务厅成立了北京局。据官方网站称，该酒店有一个700平方米的宴会厅，每桌价格在4888元至12888元之间。郭德铭还拥有一家名为“德云服装厂”的服装厂，专门生产中国定制服装，由他的妻子王辉经营。

德文郡社区在墨尔本登记局,媒体适合甘蔗瓜发现郭大厦在澳大利亚,汪晖名字的房子,两层别墅的房子在墨尔本,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户外草坪和一个网球场,和最后一次是在2012年,成交价显示为222万港元,除了墨尔本,郭据说有一个房子在北京,听相声,每次弟子与郭德纲开玩笑都会说玫瑰园VIP之一，是郭德纲在北京的房产就是玫瑰园。

据说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北京玫瑰园别墅是侯出生在别墅,郭德纲与市场价格购买房子,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共有四层,包括地铁、电梯、车库,还把花园,有七个浴室,还有一个人工湖前门,现在超过50000的价格,有几个人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郭德纲说相声可以赚那么多钱,有那么多的资产,但是如果你知道郭德纲民间一直苦的,你会认为他是完全负担得起现在的财富和地位,以德文郡社区,当他住在48小时的透明窗口,行人熙熙攘攘的街道,问他现在和谁有勇气吗?

所谓的交换就是舒心，不要问金钱，真正的金银黄土埋着，只要有观众抱着，吃糠咽菜也都闲着!

你对郭德纲有什么看法?请留言讨论

3谈谈对学术造假的看法800字

中国有许多方面名列世界前茅，比如食品造假案的数量、被双规的贪官数量、偷税漏税者的数量、电信诈骗数量等等。还有一个世界之最，那就是学术造假的数量了。许多报道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学术造假的重灾区。这方面的惊人大案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国内对学术造假的处罚

2014-04-17《中国青年报》消息：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局副局长陈越披露，从1999年到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立案调查学术不端案件204件，即每年20件。当然，肯定还有更多的造假事件没有被发现。而近年来，光网上曝光的学术造假案例每年就有数百起。

那么，针对这些假造者，有什么处罚？

在204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立案调查学术不端案件中，受处罚的共有318人次，其中终止撤销项目的有100人次，69人次受到书面批评，58人次受到内部通报批评，19人次受到国家自然基金委“最严重的处罚”——通报批评，也就是网上公布。鲜有被纪律处分，更不用说到法制层面。即使处分，往往也是只打小苍蝇不打老虎。

例如：2003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首先号称发明了“汉芯一号”（后来证实是造假），并借助“汉芯一号”取得的名誉，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陈进利用中国亟待研发高性能芯片的期盼，骗取了巨额资金和荣誉，使原本该给国人带来自豪感的“汉芯一号”，变成了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大科研造假事件。

国家发改委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上海交大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和程序，经研究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

外国如何处理学术造假案例

案例一：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前助理生物医学教授韩东杓（Dong-Pyou Han）在2008年的科研成果“发现兔子体内产生艾滋病病毒抗体”被学术界认为是重大成果，也因此获得美国卫生研究院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后来人被揭发，确认韩东杓将人体免疫球蛋白G注入兔子血清伪造实验数据。韩东杓被校方辞退。美国负责调查NIH基金学术不端的科研诚信办公室，更禁止他在未来三年接收联邦基金资助。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美国《联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政策》规定了三种行政处罚方式，其中最重的是终止资助、禁止申请国家课题项目。换言之，韩东杓所受惩处是研究诚信办公室对普通造假骗资金行为所给予的最重处理。然而，事情还未结束。

2014年6月，韩东杓因伪造研究数据、提交不实报告以获得政府资助等联邦项重罪被起诉，最终获刑57月，罚款720万美元，出狱后还要接受3年的管制。

案例二：2006年，美国伯灵顿市佛蒙特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艾里克·波赫尔曼，因申请NIH基金使用了虚假数据，被伯灵顿地方法庭判刑1年零1天。

案例三：2009年，科隆检察机关公布了德国近100名涉嫌学术造假的教授名单，指控他们为不合格学生获得博士学位提供方便，最后，众多教授被判处3年半有期徒刑。

案例四：被大家熟知的则是韩国黄禹锡干细胞造假事件。“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不但被解除了教授职务，还因欺诈、挪用公款罪以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两年执行。

我国对学术造假处罚的两种观点

如何处罚学术造假者？中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严惩派：这一派认为，花费国家的税收进行学术造假，除了道德败坏外，它已经是对公共财产的侵犯，其性质与小偷、贪污相同。除此之外，学术造假还有对人类的长期危害，因为假论文被他人引用后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比如，一种假的治疗方案可能会危及病人的生命。所以，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一样，严惩学术造假者。不但要追回他们浪费的国家经费，还要加倍罚款，情节严重的要动用刑法。

宽容派：这一派人认为，学术造假纯粹是道德问题，应以教育为主，重一点可以进行通报批评，情节十分严重的可以降职或者撤职。

有专家认为，司法对学术的干预要非常慎重。对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不宜也不应由法官作出评判，而应由被赋予惩处权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委员会处理。

还有人提出，国家培养一个学术人才不容易，我们不能因为对方有学术造假就一棍子将其打死，而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小结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强国，但中国的科研还相当落后，这需要我们国家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进行科技攻关。而学术造假的出现让我们的科研经费浪费了不少。另外，它还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即造假者比诚实者更容易得到升职、加薪、出名。所以，扼制学术造假的势头无疑将有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但这个势头好像有加重的趋势。怎么办？希望大家在下面的留言中建言献策。

4求一篇时事评论，要求针对本年7、8月发生的时事，2000字左右，一事一议。

时事评论：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

5汪晖事件的简介

2010年3月25日，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以及北京的《京华时报》于同一天分别以全文转载和摘录的方式报道了王彬彬对汪晖抄袭的指控。

因该博士论文以鲁迅为主题，《京华时报》同时采访了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认为其“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京华时报》也采访了汪晖本人，得到汪晖的简短回应：他在国外，尚未读到王彬彬文章，手头也没自己20多年前的著作，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6需要汪晖的简介

汪晖简介：

江苏扬州人，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两卷本，即出）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采访汪晖先生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因为在关注77、78级的视角上他与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也跟别人不一样。开始我们还试图扭转他的思路，但很快发现自己是徒劳的，在他斯文有礼的外形下有很倔强执拗的个性。索性就跟着他的思路走好了。也没什么不好，不同的关注角度，不同的思路也许正说明了汪晖身上特有的东西。

这种"不同"很可能与他来自一个南方城市的一所师范学院有很大关系。虽然他后来考取了研究生、博士，但他的很多同学至今在农村、县里的中学教书。汪晖一再强调，是后来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的很多同学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现在虽然他们在很不同的环境中，但大家都成为业务骨干，为培养当地的大学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汪晖对他们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以至于他总是不自觉地重复他同学们的"聪明"和"了不起"，在整理他的采访内容时我们不得不把重复的地方一再删掉。

其实我们发现汪晖先生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所以他才对中国的底层群众投以那么大的关注。但我们想，他也应该是一个矛盾的人，毕竟他也赞同"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在谈及自己的理想时，他说自己真正希望的是过一种四处漂游，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找到一处安安静静的地方念书，不需要很好的条件，只要可以随意地看书，自由地思考。

问：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谈及上大学前的经历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届生，一种是上大学前有过工作或者上山下乡经历。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

答：我上大学前是工人。17岁的时候我从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毕业，没有下乡，因为年龄比较小，不能正式分配工作，先后在两个工厂做临时工。第一个是一家制罐厂，我在那儿做绞肉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肉从冷库拉到车间，然后用大脸盆把肉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比较辛苦，蛮消耗体力的。我干了有半年多，就换到另一个工厂扬州毛纺厂，在挡车车间做打包工。做了大半年后，也到年龄了，就被正式分配到扬州市无线电一厂。我进厂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所以在那儿工作的几个月，实际上是一边工作，一边等待考试。

问：后来您考取的是哪一所大学？

答：我考取的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虽然中国十年没有高考，但我们自己其实都在读许多书，对文学有很大的兴趣。当时大家对高考有说不清的感觉。父母希望我参加考试，当时许多人也在准备。我那个时候年纪小，觉得即使是下乡也挺好的，考大学就是换一个环境，并没太大感觉。其实在工厂也很愉快。

问：参加高考时给您比较深的记忆是什么？

答：高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当年我有两个很深的印象：

一个印象是，我们"文革"十年都是在中小学度过的，非常自由，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竞争，要那么拼命地复习考试。当时的课内知识是不够的，所以每个学期我们都要学工、学农。在这个过程中，小孩子们是一种很友善、平等的关系，当然也会有很多其他问题，打群架了，闹事了，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似的，但都很平等。后来到了工厂大家也是一样的。高考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家突然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就是十年的毕业生同时竞争一年的大学生名额，而第一年全国招考的大学生是非常少的。这个竞争第一次让我们意识到同伴之间的差别。大家原来都是一样的同学，在一起玩，忽然通过考试人就分开了，命运也不太一样了。周围的人对你的看法也变了，你是大学生，他不是大学生，或者他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现在当然差别也大，但那个时候好像显得更厉害。所以这个是我面临的第一次竞争和分化，是涉及到孩子之间友谊的一个考验。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

第二个印象，就是报文理科。我母亲是文科的大学老师，文革时，文科当然受的破坏是最大的，文科老师受的批判也最多，文科带出来的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包括我父母当时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我父母坚决反对我学文科，绝不允许我报文科。在父母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复习理科。但到了报名的时候，别人到我家送报名表，正巧父母不在家，我就自作主张填了中文。可是当时我还从来没复习过文科。所以考试我的总分并不高，只有语文高一些。

问：为什么那么喜欢学文科，甚至不顾父母的想法自作主张地填中文系？

答：因为我喜欢啊，从小就一直读这些书。虽然父母反对，但还是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家里也有很多藏书。

问：上大学前想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

答：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未来是特别不确定的。一方面你知道你可能会下放，会去工厂；但另一方面，其实特别不确定，你不太知道你以后会做什么。现在年轻人会想，我要到一个外企去工作，我要拿多少工资，考试的时候就在设计整个一生的未来。但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与现在的人真的不一样，可能不光是我，而是一代人的经验。

问：念大学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那个时候的同学都非常用功，以1977年为背景产生出来的这一代人，我觉得是空前绝后地用功，那么用功非常少见。等到79级、80级以后，情况就发生明显变化。虽然那个时候念书的条件好了很多，但念书的热情好像不那么高了。可能是因为这十年有人做了知青，有人作了工人，觉得耽搁了；而且77、78年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在那样的条件下，大家都极为热情地读书。

当时大家都超时读书，很早起来背书，很晚才休息。学校后来觉得这样不行，规定11点所有教室灯都要关掉，而且宿舍的灯泡度数也很低，只能一般照明。为这个我还卷入到与学校的冲突，因为我们把宿舍的灯泡换了个度数大的。但即使关灯以后，还有很多同学想方设法念书，所以晚上11点以后你到教室会发现里面都点着蜡烛。那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问：在大学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答：首先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77、78级几乎是中国恢复高考后中惟一有幸得到老一代学者教育的大学生，这个情况在79级以后就很少了。我记得很多文革时靠边或者被打倒的老专家、老权威，在1977年以后还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走上讲台。我所在扬州师范学院是个小学校，但中文系当时非常强，很多老师在其工作的领域里与全国任何一个学校比，都是领先的。很多全国著名的老教授，当时都给我们上本科的课程。我们受过这一代老师的教育，与后来的大学生有一点点不一样。说不清楚具体不同的是什么，可能在看待文学、历史方面和他们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不是用语言能说清楚的。

第二个收获最大，就是确立了自己的兴趣。中学的时候没想过将来要怎么样，就是想做点事。念大学时形成了兴趣和对未来的想法，并开始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比如说，我就决定自己需要考研究生。

问：谈到这一批大学生，很多人评价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有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你说的机遇我很难说清楚。因为77、78届学生的分配与所在的学校有很大关系。比如你毕业于南京大学，那么大学和省政府机关等地方有很多好单位等着你。我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毕业后还是去做中学老师。这一点与今天大学生不同，今天的大学生不是定向的。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毕业分配基本上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回到你的老家去重新分配，甚至哪个中学都是决定了的。我现在很难评判这个好还是不好。今天的大学生自主性很大，但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多，而且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择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当年从不好的方面讲，就是个人缺少选择职业的自由，将来到哪去由不得你。我当年是考上研究生了，虽然当时大学也表示要留我在学校教书，但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一个中学去。

现在我的很多大学同学都是农村、县里、城里中学教书的骨干，而且有些还荣获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当然也有当校长的，但大部分都是在中学里。尤其我回老家的时候，还是蛮感慨。他们长期做这样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贡献非常大。现在农村的中学培养了很多大学生，这与他们的劳动是完全不能分开的。但今天的大学生基本上就不愿意再回那里做老师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农村民办老师工资无着落，农村严重缺师资，这个得问问我们的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国家硬性安排是有问题的，因为你限制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国家要用什么样的政策，鼓励大家去那些地方，否则这个社会一定是越来越分化的。

考取大学对我们这些人确实是个机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机遇。我在这件事的认识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现在就业的多样性很让人羡慕，但另一方面，对那一代人来讲，有了一个学习的机遇，毕竟受了这样系统的训练后，他们才能做很多事情。

问：您谈的这些对我们有一些新的启发，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话题。

答：可能因为你们采访的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人，都是出名的人。而我是从一个非省会城市大学毕业的人，我比较了解这一点。我到过中国很多名牌大学，在国外还呆过好多年。

虽然我在学术的道路上可能走得远一点，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大学同学们的智慧就比别人差，从来没有。对于我的这些同学，有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些人是非常聪明而且非常用功的，后来他们的职业发生分化只是因为大学后所处的环境不同。有的人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有的人考了研究生，有的人有了别的机遇，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后来很多人出了名，做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但这个跟他们个人的智力没什么关系。他们中有的确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物。

虽然扬州师范学院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但到了第四年基本就是教你怎么去做一个中学教师，而不是教你如何去做研究。它的教育方向就是这样的，而且我的同学年纪也比较大，他们考虑问题相对实际一些。尤其那个年代年龄偏大的人外语相对差一些，而考研究生外语是先决条件。其实有的人非常有能力，可是他英语不行，不能考研究生，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然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社会分工就是这样的。77级的各个同学，基本上都是学校教学的骨干，或者是校长或者主任。有几个同学，印象中被评了很多奖，据说是非常优秀的奖励。我不太懂中学老师的评级，反正被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我觉得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人。

问：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分化？

答：就是考试嘛！因为分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学的等级制度。即使上了大学，还有大学的等级，名牌大学和地方大学差别是非常大的，分配取向也是非常大的。像我念大学的时候南京大学是全国性分配，而且省级机关、很多大机构都向它开放。而我们学校就不一样了。中国大学的分级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化根据，你进什么大学实际上对你的未来起极大的作用。当然再后来的一个改变就是考研究生，你考到什么地方，获得的资源和地位是不一样的。我到北京念书时的机遇跟我在扬州时完全不同。这个就是中国教育体系里面的等级。这个在西方也是一样的，哈佛大学的学生跟一个地方学校的学生机遇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的流动性可能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现在也比过去好一些。虽然大学名牌与非名牌还是不一样，但就业是自由的。我们那个时候是国家分配，国家只给你这样的编制和名额，你不要想跳出这里到别处，你不可能自由去申报另外的单位，不管你有大多能耐，没有用的。这是当时规定的。我所说的三六九等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现在才分化的，只是分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是用国家强行规定的办法，让这些人到这些农村、县里的中学去。中国社会应该让不同的区域通过教育体制获得公平利益，而不能让好的地方越来越好，坏的地方越来越坏，最后坏的地方大量出现农民孩子失学的问题，因为整个教育水平低，没有好的老师，学校办不好，孩子上学也考不取大学。一代一代就变成这样恶性循环。

人先天的差别有多大？我认为没多大。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小的。之所以造成分化都是因为后天条件造成的。我的社会理想就是让这些人有更公平的机会，这是一个社会应该更努力做到的。

问：接下来我们谈谈《读书》杂志。现在很多学术类的杂志生存困境很大，《读书》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答：《读书》没有生存困境，平均每期发行十多万，在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而且每年还上交三联书店很多利润。《读书》应该是知识界比较成功的一份刊物。

问：一般来讲都说"曲高和寡"，《读书》是如何作到不仅品位高，而且广泛受到读者欢迎？

答：第一，虽然《读书》是有很多学术内容的刊物，但给我们写作的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并不是像给学报写论文的那种写法，所以《读书》还是有很多好看的文章，还是很多人都愿意看。第二，我们追求的是让《读书》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论坛，这样一个论坛不断地触及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问题、危机、矛盾以及我们未来的前景。这样的讨论一展开，就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当然，我们主要是从"读书"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但只要你触及这些问题了，自然就有很多人会关心、会看。另一点是《读书》坚持多样性。《读书》当然有自己的标准和取向，但里面能容纳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有一定的广泛性。《读书》的作者群落是好几个辈分的人，包括费孝通、清华大学去年去世的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都是快100岁的人；中年一代给我们写文章的也很多，像王蒙。再往下的像王安亿、葛兆光、陈平原等等。现在又有更年轻的。海外的留学生，甚至西方的学者、亚洲地区的学者都给我们写稿子。所以《读书》的知识资源比较丰富，别的杂志想得到这样的资源就比较难。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他们有很好的读书习惯。《读书》的读者完全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

问：每一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定位，《读书》的定位是什么？

答：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文化评论。书有"大书"、"小书"、"书里"、"书外"，不光是读书本，也包括读社会这本"大书"。所以形成的是一个公共论坛，揭示社会的一些问题，引发思考。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至少是我做主编的时候，我确定它基本不是一个振臂一呼的杂志，也就是所谓喊口号的杂志，它的基本目的是让人思考。它发表很多大家的思考在里面，让读者也参与到这种思考和讨论当中来。比如说大家经常说WTO带来的机遇、挑战等等，但《读书》想到的是WTO本身存在的问题，《读书》杂志的声音和一般媒体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在大家一般肯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其中的很多其他问题。这些文章组织在一起，就推动人们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处境的思考，这个我想是《读书》的一个方向吧！

问：但现在有一部分读者反映，《读书》似乎越来越专门化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普及作用。

答：有一些文章是专门化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读书》一定程度上也有与大众趣味之间的……怎么说，一种互动吧。假定我们社会的阅读都变成了大众口味，稍微难一点我们就不肯去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会让我们丧失反思能力。今天你在大街上走一圈，会发现娱乐性的刊物有无数种，多一种少一种都无所谓。《读书》坚持有一定的挑战性，包括知识上的挑战性是必要的。当然不是说难懂就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读书》不能完全变成大众刊物，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也挺悲哀的。就像现在香港、日本很多地方，他们只看连环画，连文字都不看了。在日本的地铁里都是卖连环画的，文字很少。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社会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样对待知识和思想问题，说明这个社会有很大危机。

我们的社会已经有很大危机，比如缺少反思能力，总是跟着潮流走，《读书》不太愿意这样。我宁愿做出一定的牺牲，也要保留它这一部分。我们尽量要作到好看，但不能说完全讨好大众口味。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喜欢轻松，所以已经很少有同类的刊物愿意再做与《读书》同样的事情。但《读书》在这件事上不能放弃。《读书》发表一些难懂一点的文章，是因为背后都是有问题存在。如果整个社会变成除了搞笑没有别的，蛮可悲的。我不是反对人家做这个，因为社会也需要这个，但如果一个社会连一份两份严肃一些的刊物都不能容纳的话，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刊物的悲哀，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问：现在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读书》又是一份自负盈亏的杂志，但你们似乎很少做自我宣传，为什么？

答：我们自己的确是很少做宣传。很多朋友也说，《读书》也应该多做一点宣传，也许将来会做的。但《读书》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就是让大家自由来去。这是一个朴素、低调的方式。

我刚才说了，《读书》不是一个振臂一挥的地方，大家讨论的问题很尖锐，但不是故意说一些刺激人的话，让大家骚动一下。我不欣赏这种方式。《读书》触及的问题本身都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一些人认真的思考和想象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刊物嘛，做宣传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有的时候你也得相信读者。文化产品，《读书》也好，一个人写作的论文也好，一个人的研究著作也好，一本小说也好，最终的判断掌握在读者手中。你说广告重要吗？广告是重要的，但读者的判断是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术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不同于空调、酒，这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反对广告，我不反对，而且《读书》这方面应该说做得不够……只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姿态，因为实在不喜欢变成商品。

问：《读书》上的广告多吗？

答：很少。只有一些书的广告，我们不登别的广告，除了出版社宣传图书的插页广告。

问：如果有厂家要求做广告，你们登不登？

答：基本上没有做过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突然有一个广告发在《读书》上，熟悉《读书》的读者会很不习惯。我现在很难确定，但基本方针是不登。

当然《读书》是要生存的，在生存和广告之间做抉择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妥协，这个不是不可能。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没有生存的压力。

而且我觉得《读书》是为大家服务的。也许因为我不是商人，也不是三联书店的人，只是应他们的邀请做主编。对我来讲，我们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带有义务的性质，我没想过要用它赚钱，我想的是要让它为大家服务。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但坦白地讲，现在我们的编辑待遇很不好，我们会尽量改善编辑工作条件，但这个改变不是把《读书》变成卖的商品，如果这样的话，《读书》也就不是《读书》了。

问：您自己是如何读书？

答：我读的书是跟自己研究有关的，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几年主要在读17、18世纪的一些史料。当然我也读一些新的研究书。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读书，只要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就从早上读到晚上。

问：您觉得这些年来，您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的大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答：首先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时代，社会的变化对我们这些人从生活到职业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二，有影响不等于你完全要顺着时代的潮流，你有顺应，有适应，也有反抗，有协调，有各种各样的过程，无非就是这样。

你在这个社会生活，你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你总是要跟着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变化。但每个人毕竟已经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生活态度，所以不可能说我什么都适应，什么都赞成。一个知识分子更是这样。对我来讲，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有什么变化。但改革开放以后，我能够做学术研究，发表文章，在国外教书，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社会变化的一方面吧。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所有的价值我都要接受，不是这样。

补充采访：

1. 对您来说，20年来几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您觉得在一生最重要的几个选择关头，您把握得如何？您把握的标准是什么？

人的一生都在选择。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总结我的一生，这个问题我得以后再回答了。

2. 为什么要离开社科院的工作到《读书》来？在《读书》工作过程中，遇到过动摇的情况吗？您是怎么解决的？

我在《读书》只是兼职，并没有离开我的研究工作。我来《读书》纯属偶然，因为三联书店的董秀玉总编辑邀请我来，我不能推辞。我本来没有长期做编辑工作的打算，也许因为不断地面临挑战，所以反而留下了。我从来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动摇，动摇总是因为内心感到怀疑才会发生。

【名师访谈】访我校学术新人奖获得者汪晖教授

●新闻中心记者 冷凝

“一个人一生能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很有限，我希望尽我有限的能力做得好一点。”我校2003年学术新人奖获得者、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如是说。

“人文研究课题一般都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大量阅读、研究和思考，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要靠积累，靠传统，不能急功近利。人文学术成果的意义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呈现出来。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都是价值很大的成果。”一直就行走在这条路上的汪晖对“路况”感触颇深，他的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写作过程历时十三年。

汪晖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他是在鲁迅的学生唐弢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在人文研究领域已经耕耘20多载，来清华大学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且研究成果颇丰。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研究鲁迅的，后扩展到思想史方面。他撰写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一书是新时期鲁迅研究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被公认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了三个版本。一些鲁迅研究学者将该书视为改变鲁迅研究范式的重要著作。他完成的《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战》、《严复的三个世界》、《科学话语共同体与新文化运动的起源》、《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思想中的个人观念》等论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其中若干论文已经分别被翻译为英文、日语、韩语。他撰写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等长篇论文先后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在《社会文本》(美国)、《世界》（日本）、《创作与批评》（韩国）、《当代批评》（韩国）、《世界报外交杂志》（法国）、《宣言》（意大利）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碰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汪晖没有在某一个层面停下来，因此该书的出版日期一次又一次推迟。“文科做到一定的程度，跨学科的性质会出来。如果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就要花很多的精力，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和积累。” “一个好的课题会让你越来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13年中，出版过一些阶段性成果，有历史的，也有理论的，但都是为了解决这部著作中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刚开始写作时没有想到会花这么长的时间。”

发现一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向，都会令汪晖兴奋不已。“一个好的课题会让你越来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13年中，出版过一些阶段性成果，但都是为了解决这部著作中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刚开始写作时没有想到会花这么长的时间。” 通过深入的研究，发展出既能回应当代世界的变化和问题，又植根于深厚的传统之中的学问，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学术视野，这是汪晖立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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